李曼峰 - 中国美术家

李曼峰（1913-1988）

油画《自画像》（104x100cm）1958年

李曼峰（1913-1988）1913年11月14日，原名李绍昌的李曼峰诞生在广州郊区河南龙尾渡的乡村里。1915年年夏季，珠江上游豪雨连降，珠江两岸又失火，引发广州千年来最大的灾害。李绍昌的父亲李灵溪正在新加坡经营李隆昌兄弟公司，便只好把在乡间的妻儿接到南洋来躲灾避难。位于水仙门大葛街的李隆昌公司经营英国洋服洋货和中国的酸枝硬木家具，在当年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洋货店，且它的西服制作出手工精美。孙中山多次往来新加坡，并在1905年组织了同盟会星洲分会，因在“李隆昌”制衣而结识李灵溪，两人意气相投，李灵溪也成了同盟会星洲分会的会员，对同盟会时有捐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橡胶价格暴跌，马来亚的橡胶公司纷纷停工减产。李隆昌公司也逃不过萧条的命运，生意日渐惨淡，李绍昌只读到五年级，便到父亲的店铺帮忙打字、开单据，这时他已开始用木碳画人像。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大跌，有一天，李绍昌还在街上画画，妹妹匆匆跑来告知，父亲在店里中风，三天后便在医院里去世了，李隆昌公司也就此倒闭。十六岁的绍昌不但辍学，还要担负起一家十几口人的部分生活担子。

1932年初，李绍昌结识了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城（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来的司徒赞，他是来新加坡五彩石印公司印《时报》的。李绍昌偶有投稿，司徒赞十分欣赏李绍昌的才能与干劲，在他回巴城主编《时报》时，便聘请十九岁的李绍昌到《时报》任美术编辑。从此，李绍昌开始了在印尼的侨居生活，也开始了他一生辉煌的艺术道路。巴城当时的华文报纸基本上没有图画的。华侨胡文虎兄弟的永安堂虎标万金油广告也全是文字。李绍昌的时事漫画、广告插图，使《时报》面貌一新。1935年李绍昌到荷印最大的印务馆 KLOFF & CO.（今国立印务馆）装饰绘画部试工。试工一个月后发薪时，有一百七十五荷兰盾，他从未有过这么高的酬劳，其实这原是月薪四百盾的荷兰人首席设计师的工作。

虽然年底加薪至二百盾，但血气方刚的李绍昌，不满公司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做法，毅然辞职，与友人自立门户，在1937年创立南岛广告工艺社。李绍昌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便是南岛广告工艺社与荷兰人广告公司相争，夺得了荷印五大出入口商、荷兰航空公司和荷兰 ANCHOR 啤酒的广告代理权，并在两三年内，迅速地发展成为荷印第二大广告公司的那段日子。二十多岁的李绍昌对于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从荷兰人手中夺过生意和金牌，感到无比自豪。这一时期，他以李曼峰作为在巴城报刊上漫画的笔名，他也称自己的画室为曼峰画室，以后干脆就叫李曼峰了。虽然南岛广告工艺社不断发展，但李曼峰发现自己的理想与志愿并不在广告。1941年，他毅然退出自己所创立的南岛广告工艺社，从此走上职业艺术家的道路。

1936年，二十三岁的李曼峰在旅居荷印的德国风景画家黎生芝的鼓励下，以九幅作品参加在巴城南洋大旅馆展出的荷印美术展览。荷印总督第琼亲临参观，在两百幅展品中，独选购售价七十五盾的李曼峰的茂物风景油画《彩色湖》，并要与作者见面。荷印美术会会长胡尔夫•苏玛卡教授到李曼峰家参观，要购一幅未完成的静物画，李曼峰却酬赠画。从此他与荷印艺术家建立了友谊。参加几乎是清一色白人画家的荷印美术展览所获得的殊荣，大大激励了李曼峰从事艺术的雄心壮志。1937年8月，在好友的喜宴上，一位从上海经巴城回印尼万雅老的李木兰小姐与李曼峰一见钟情。她出生在万雅老，是上海音专的学生，只差一年便毕业了，由于中日战争爆发被迫回南洋父母处。1938年1月2日，李曼峰与李木兰小姐到新加坡结婚，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做证婚人。

李曼峰十四五岁时曾在新加坡中华书局看过两本线装画集《悲鸿素描集》和《悲鸿画集》，那是在宣纸上用柯罗版单色印刷的徐悲鸿的作品。徐悲鸿的高度绘画技巧，深深地吸引着这位酷爱美术的少年。1940年12月，徐悲鸿从印度返回新加坡，住在友人黄曼士家。李曼峰的一位堂叔李天马，是位书法家，也是徐悲鸿的朋友，便想把李曼峰介绍给徐悲鸿。凭着李天马的名片，李曼峰在巴城写信并把自己作品照片寄到黄曼士家，希望得到徐悲鸿的指教。令人高兴的是，徐悲鸿不但热情地回信给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画家，而且还寄去自己作品的大幅照片相赠。徐悲鸿对曼峰的作品给以热情的鼓励，并坦诚地提出意见。他们频频通信，交换作品。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已快烧到马来半岛，时局越越来越紧张。在新加坡的徐悲鸿应美国援华总会之邀，到美国举办画展也即将启程。李曼峰欲与“神交已久”的徐悲鸿见一面，他费尽周折，冒着风险，乘船来到新加坡。

11月7日上午，李曼峰步入江夏堂，徐悲鸿并不认识这位短发高瘦的青年。李曼峰自我介绍之后，徐悲鸿带着那浓重的江南口音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在客厅里，徐悲鸿把李曼峰一年来寄给他的照片放在桌上，他挑选了《古老的回教堂》、《乐工》、《待运》等，徐悲鸿问：“这是你自己的好画吗？”“是的。”“这些画还在吗？”李曼峰回答：“和第一流的画家一起展览，价钱很高，卖掉了。徐悲鸿十分可惜地说：“这些都是你的代表作，为什么卖掉呢？”二十八岁的李曼峰，虚心求教于比他年长十八岁的徐悲鸿：自己满意的作品为什么不应卖给他人？徐悲鸿语重心长地说：“你可知道，我们画二三十年，有时几百张画，才能产生一张好画，能卖吗？”“价钱好，再好十倍好不好？十倍的价钱还是不值得卖，画十张普通的作品卖好了。”“你将来会懊悔的，如果外国邀请你去展览，你拿什么去？拿普通的作品去？”徐悲鸿鼓励李曼峰及时出版自己的画集，并为画集写了序言。短短的十几天，徐悲鸿送了一幅鹰、一幅鹤的水墨画和一副对联给李曼峰。李曼峰回到印尼不久，荷属印尼也继新加坡、马来亚陷入日军手中。

一名从重庆来的叫林川的敌后工作者，利用李曼峰在雅加达的房子开过一次秘密会议，此人也曾向李曼峰提议印制假钞以拢乱日占区的经济。但在李曼峰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实际的抗日工作前，一名汉奸便告发了林川的身份，李曼峰也被株连在内，日本宪兵封屋抓人。受这一“颠覆皇军案”牵连被日本宪兵拘捕的男女老少有四十余人。派来负责看守的日本宪兵中，有一位叫高桥正雄的青年，他曾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美术。战争爆发改变了他的个人命运，成了远征南洋群岛侵略军中的一分子，更被分派到最残酷的宪兵队看守犯人。他从同狱的囚犯处，知道李曼峰原是一位画家，不久前举办过画展，荷印总督都买过他的油画。可能是心存仰慕，高桥先是送点食物，继之又送画笔纸张，让李曼峰在狱中作画，并曾向李曼峰学画。

高桥正雄也负责宪兵部的“花道”，常与宪兵大队长矢岛一起插花，可能有此便利，与宪兵大队长言谈之间，为李曼峰说了不少开脱罪名的话。大约李曼峰在狱中关押了半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坏。不久，李曼峰等人被押到军事法庭审讯判刑，同案四十多人中除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被释放外，无一人幸免，林川则被押到新加坡处决。但审讯李曼峰时，还没有问及与案情有关的问题，就不再继续审讯，押往宪兵部。宪兵大队长矢岛大佐说：“你记得高桥吗？他对你不错，这次是他出了力，否则你出不来。他病了，现在陆军医院，你去看看他吧。”就这样，李曼峰幸运地逃出鬼门关。一天，李曼峰带着买来的崭新图画簿和水彩颜料—那是送给高桥的礼物，来到陆军医院探望高桥。李曼峰出狱后也进了医院，治疗休养了四个多月，身体才逐渐复原。以后，李曼峰曾为高桥画过一幅油画肖像，高桥也到李曼峰家画画，两人语言不通，全靠写汉字来交谈，在中日交战的环境里结下了一段难得的异国友情。1944年的一天，高桥突然来见李曼峰，留下袖口钮扣作为纪念品，并写下他在日本家乡的地址，说他马上要被调到苏门答腊。两人从此一别十九年。

1963年1月，李曼峰作为印度尼西亚总统府画家，去日本负责印制《苏加诺藏画集》。到达东京后，李曼峰给高桥写了一封信。饱经沧桑的高桥正雄依然健在，已是一家西服店的老板。高桥连夜坐火车赶到东京。在李曼峰下塌的酒店相见时，两人拥抱，恍如隔世，百感交集。1946年6月，李曼峰在雅加达举办战后第一次个人画展“曼峰画展”，李曼峰还为荷印总督的秘书画了一幅肖像。当荷印总督回到印尼时，秘书请李曼峰为总督夫人画像。总督和夫人高兴之余，便把“马利诺奖学金”发给李曼峰，让他赴荷兰官费留学。

1955年第一届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李曼峰以《南洋》画报记者的身份，创作了《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席上》。会议休息时，李曼峰把画好的素描送给周恩来总理看并请他签名。周恩来问：“是哪家报社的记者？”高兴地签名后，又让廖承志、陈毅、叶季壮、黄镇、浦寿昌、达浦生等签名后才将画还给李曼峰。这幅画和李曼峰在会议期间画的尼赫鲁、甘地夫人、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等各国首脑的肖像速写曾刊登在《南洋》画报和许多国家的报刊上，影响很大。1955年3月20日，在雅加达华侨总会大厅召开了印华美术协会成立大会，李曼峰被推选为主席。1956年8月4日，李曼峰率印尼华侨美工团由雅加达启程，经新加坡、香港来到北京。他会见了艺术大师齐白石、梅兰芳、泥人张、面人汤，为齐白石、郭沫若及工人农民劳动模范画像。那张齐白石素描像是齐白石生前最后一幅写生画像。

李曼峰再到故友徐悲鸿的墓前凭吊，献上了鲜花，寄托1941年在新加坡芽茏江夏堂一别，两人竟成永诀的哀思。吴作人特请李曼峰到家中作客。印尼华侨美术家组团到中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五个月内，李曼峰等在北京、大连、鞍山、长春、哈尔滨、上海、杭州、厦门、广州、肇庆等十多个城市，受到当地美术家的热情接待。抽空回到广州河南龙尾渡的祖居去探望。这是李曼峰出生后第二次踏在故乡乡间的小路上。他在临终时的一封信中表露：他还想登黄山，想再回广州故乡，西行丝绸之路。但他直至去世，再没有进入中国。

1952年8月，李曼峰从荷兰回到印尼时，荷属印尼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领导下已摆脱荷兰三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苏加诺成为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这位总统正是多年前常到李曼峰家里谈艺论画的苏加诺工学士。三十年代李曼峰还在经营南岛广告公司时，就认识了印尼著名的肖像画家巴苏基。1943年李曼峰从日本军事法庭监狱被释放出来的一天，巴苏基带了一个目光炯炯的人到李曼峰家，这人便是苏加诺。马苏基介绍说：印尼的艺术爱好者如果不与李曼峰做朋友，便是一种损失。苏加诺自称是个爱祖国、爱艺术、爱女人、爱一切形式美的人，他表示很喜欢李曼峰的画。三人高兴地谈了一个晚上，从此李曼峰成为苏加诺在艺术上的挚友。以后，苏加诺总统常喜欢大清早到李曼峰家拉他一起去看画展。1952年11月的一天，苏加诺和夫人、随从及卫兵大队人马开到李曼峰家。

苏加诺夫人正怀孕，住宅区的路很不平坦，因此汽车开得很慢，成百上千群众跟着总统的车尾，整个住宅区都热闹起来了。苏加诺身穿军服，一下车便握着李曼峰的手，爽郎地哈哈大笑：“李！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艺术了。”一切像以往一样，他无拘无束，不时拍打李曼峰的肩膀，询问李曼峰在荷兰的一切。他鼓励李曼峰要多以印尼的风土人情为题材入画，相约今后继续一起看画展，临走还选购了李曼峰的几幅作品。李曼峰深感苏加诺总统和过去一样，仍是艺术家的朋友。苏加诺情辞恳切，打消了李曼峰与总统今后交往的顾忌。有一天，苏加诺问李曼峰在印尼住多久了，为什么不加入印尼国籍。华侨入籍这在当时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李曼峰回答：要考虑一下及征求家长的意见。

后来苏加诺命他的副官在两星期内办好李曼峰的入籍手续，最后签字批准的是苏加诺。苏加诺的帮助，确立了李曼峰在南洋与印尼艺术界的地位，也为李曼峰更多地参与印尼的公共事业以及进入总统府铺平道路。1961年李曼峰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画家及藏画主管，为苏加诺整理藏画及出版《苏加诺藏画集》。在总统府工作时，苏加诺有时会拉李曼峰到他卧房，两人坐在床上谈个痛快。1965年，印尼的时局动荡，在总统府内也缺乏自由创作的时间与环境，李曼峰便以心脏病为由辞去在总统府的职位，回到雅加达清幽的山顶住宅，重新过着职业画家的生活。

1967年2月底，印尼的时局并不平静，李曼峰一家便回新加坡探望年迈病重的母亲，与兄妹团聚，他又回到童年与青少年成长的地方。他在武吉知马购置了房屋，称为翠峰园，家庭中养着白鸽、金鱼、兔子等，更多地用油画的形式描绘鸽子、金鱼、雄鸡、马匹等动物。晚年的作品，他向往宁静和平，把绚丽归于平淡，这也是他的艺术与人生的结语乐章。越近晚年，他的心境越平和，拒绝多余的应酬，深居简出，潜心作画。1984年李曼峰在家的附近散步，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检查后，证实患上肾功能衰竭症。从那时起，他也知道自己由于年迈而不可能有治愈的一天，只能靠肾机来维持剩余的生命。他曾感慨地说：“中国是我的出生地，新加坡是我的第一故乡，我的童年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印尼是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获得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与成就，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这三个国家友好和强盛。”

1986年6月，李曼峰反复考虑后决定：把收藏多年价值不菲的一幅徐悲鸿油画《母女图》，赠送中国美术家协会及徐悲鸿纪念馆。他形容自己此举有如将挚友的子女送返故乡家中，使这幅画能公开展出，而不落在私人手中。送画前，李曼峰虽已步履艰难，但仍亲往美术公司选购最好的光油，自己动手上光，又嘱咐说油画年代已久，必须反卷放在筒内运输。1986年6月26日，《母女图》送达北京花园村吴作人家中，第二天再转送徐悲鸿纪念馆。吴作人当即篆写“情联海内外”五字并题：“李曼峰先生以所藏徐悲鸿先生1939年作油画《母女图》捐赠中国美术家协会，深感李先生珍藏数十年徐师精构，况李先生在南洋艺誉久驰，亦为徐先生所重，兹谨以此珍品转赠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俾观众能了解其经过，暨志谢李先生高谊，并呈以慰徐先生其遗作免流失海外。”徐悲鸿四十多年前已为李曼峰画集写好序言，但迟至1984年5月，李曼峰才出版自己的《李曼峰画集》。

他的生平就像画布上的色彩一样绚丽多彩，跳动的笔触有如闪烁在南洋赤道的耀眼阳光。传奇性的经历，近代南洋华人的拼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欧洲艺术文明的浸润，都能在李曼峰笔下的画幅中找到。在马来群岛的历史中，出现了不少白手起家的著名华商、银行家、种植园主，但却很少出现艺术家，尤其是那些将自己艺术的根，深植于南洋的艺术家。李曼峰毕生极为勤劳，临终前几年，只有在身体状况下不许可的情况下才停下画笔。艺术家的成就是其全部劳动的总和，当他走完生命最后的一步时，他留给人类的，就只剩他的作品了。李曼峰的艺术影响力远及欧洲、中国及南洋地区，这是惟有极少数东南亚地区艺术家所能做到的。他在人生的旅途上已攀登上巅峰，因而他感慨地说：“我的一生是很幸运的，我出身寒微，但许多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我都做到了。”（编者注：摘自欧阳兴义撰写的《李曼峰》。李曼峰的经历确实是个传奇，建议读者阅读全文，吸取教益。）